婆婆盯著我，眼神銳利：「你是在怪我通知晚了？」
「我只是希望有足夠的時間準備，」我微笑，「這樣才能讓大家吃得滿意。」
她靠回沙發背，目光在我和周濤之間移動。
「我明白了，」她慢條斯理地說，「你們是覺得我欺負李默了。」
沒人說話。
公公輕咳一聲，試圖打圓場：「好了好了，一點小事，過去就過去了。」
婆婆不理他，繼續看著我：「李默，你自己說，你覺得我欺負你了嗎？」
全屋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。
我深吸一口氣，知道這一刻的回答將決定未來的一切。
如果我否認，就意味著接受這種待遇將成為常態。
如果我承認，就等於宣戰。
周濤的手緊緊握著我的，傳遞著力量。
我望向婆婆，直視她的眼睛：「是的，媽，我覺得您今天沒有尊重我的付出。」
空氣凝固了。
周琳倒吸一口氣，大伯尷尬地低頭，兩個孩子也感受到緊張氣氛，安靜下來。
婆婆的臉上閃過一絲驚訝，隨即恢復平靜。
「我怎麼不尊重你的付出了？」她聲音冷了下來。
我平靜地陳述：「您沒有提前通知，就要求我準備十人份的飯菜。我忙碌兩小時，一口沒吃，桌上就只剩殘羹冷炙。然後您遞給我塑料袋，讓我打包那點青菜。在我看來，這不是對待家人的方式。」
婆婆站起身，面色陰沉：「所以在你眼裡，我就是個惡婆婆，是嗎？」
我也站起來，保持平視：「我從未這樣想。但我希望我們之間能互相尊重。今天我累了，先回去了。」
我轉向周濤：「你留下陪爸媽吧，我叫車回去。」
周濤立刻站起來：「不，我們一起走。」
他向家人簡單道別，然後拉著我的手，走向門口。
就在我們即將踏出門時，婆婆的聲音再次響起：
「李默，你的塑料袋忘了。」
我轉身，看見她站在客廳中央，手中拿著那個紅色塑料袋。
她向前幾步，遞給我。
全家人注視著這一幕，無人發聲。
那個紅色塑料袋懸在我們之間，像一道無法癒合的傷口。
結局-新的界限
我看著那個塑料袋，沒有伸手去接。
「留著吧，媽，」我輕聲說，「您或許更需要它。」
然後我轉身，和周濤一起離開了那個充滿壓抑氣氛的房子。
車門關上的瞬間，我感到一陣虛脫。
周濤沒有立即發動汽車，只是在昏暗的光線中握住我的手。
「對不起，」他低聲說，「我該早點站出來。」
我靠在頭枕上，閉上眼睛：「不只是你的問題。我一直允許她這樣對待我，從婚禮籌備開始，從第一次家庭聚餐開始。」
「她是我媽，我習慣了她的方式。」周濤嘆息，「但今天看到那個塑料袋，看到你空著肚子收拾殘局的樣子，我突然意識到這對你多不公平。」
我轉頭看他：「那我們該怎麼辦？」
「設立界限，」他堅定地說，「明確什麼是可以接受的，什麼不是。」
一周後，婆婆打來電話，語氣輕鬆得仿佛什麼都不曾發生。
「李默啊，這周末你小姑一家還在，過來一起吃個飯吧？你只需要做幾個菜就好，其他的我來準備。」
我看了一眼周濤，他對我點頭。
「媽，這周末我們有安排了，」我平靜地說，「而且我想以後家庭聚餐，我們可以輪流準備，或者各自帶一道菜。」
電話那頭沉默了。
「你這是還在生氣？」她的聲音冷了下來。
「不，我只是在設立健康的界限。」我回答，「我很樂意參與家庭聚會，但不想再成為唯一的勞動力。」
更長的沉默。
「周濤也是這樣想？」她最終問。
「這是我們共同的決定。」我說。
掛斷電話後，我感到一陣輕鬆。
周濤走過來擁抱我：「做得好。」
接下來的幾個月，我們堅持了這一立場。
起初，婆婆對此不滿，在各種場合暗示我不是個「稱職的媳婦」。
但我和周濤始終保持統一戰線。
有趣的是，當我們開始拒絕，婆婆反而開始尊重我們的時間和建議。
她仍然會偶爾試探界限，但不再像以前那樣隨意使喚。
而我學會了在適當的時候說「不」，同時在其他方面表現得體貼周到。
半年後的家庭聚會，我主動提出做一道拿手菜。
到達時，驚訝地發現廚房裡不只是婆婆，還有周琳和大伯的妻子。
「我們分工合作，」婆婆簡短地解釋，「每個人做自己擅長的。」
餐桌上，當最後一道菜上桌，婆婆特意讓我先坐下。
「今天等大家都就座再開動。」她宣布。
飯後，也沒有人提起打包剩菜。
回家路上，周濤握著我的手：「看到變化了嗎？」
我點頭，望向窗外流動的夜景。
改變從不輕易來臨，它需要勇氣去挑戰既定規則，需要堅持去守護自我價值。
那個紅色塑料袋我一直留著，放在抽屜深處。
它不是怨恨的象徵，而是提醒——提醒我尊嚴不在於別人如何對待你，而在於你允許別人如何對待你。
愛與尊重不應是乞求來的禮物，而是平等關係中的基本要素。
我學會了在付出與自尊間找到平衡，在家庭中建立健康界限。
那個塑料袋永遠裝不進我的尊嚴，因為它早已裝滿了我選擇放下的過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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